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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骚乱的社会心理  

2011-02-22 21:33: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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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骚乱的社会心理
  涨价到何时会导致社会动荡?

Evan Fraser and Andrew Rimas
2011年1月30日

2010年对全球粮食体系来说是艰难的一年。由破纪录的高温和夏季干旱导致的森林火灾烧毁了俄罗斯许多小麦收获,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决定停止小麦出口。整个秋季期间,商品价格都在飞涨。联合国感到不安,并呼吁九月份召开紧急首脑会议。世界食品价格在2010年升至破纪录的最高水平。而到目前为止,2011年情况还未见好转:一月份,食品价格被认为是触发突尼斯动乱的原因之一,而且也是大部分北非国家动乱的一个引爆器,其中包括埃及,该国对俄国出口的谷物依赖严重。看起来自2008年二十几个国家因民众反对谷物涨价发生激烈暴乱以来,粮食危机的主线在以上这些社会骚乱中仍然可见。

价格上涨和饥饿与民众暴力骚乱之间存在联系的假设是符合逻辑的。许多评论者已经做出过强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Dominique Strauss-Kahn曾警告说,如果粮食价格被允许继续这样高涨的话,可能会产生大规模饥饿和其他的“可怕后果”,“如我们所知,这一类问题有时会导致战争。”去年秋天联合国紧急首脑会议根据2009年世界粮食峰会的承诺做出结论:“各国必须禁止采取与世贸组织规则不一致的措施。”换句话说,联合国再次申明自由贸易和增加农产品生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佳手段。

尽管有喧闹的媒体报道和高层政策制定者的声明,但对2008年在阿根廷、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的财产破坏骚乱的参与者和推翻海地政府的人们,以及目前在突尼斯和中东的骚乱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真正的动力是什么。尽管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粮食暴乱,但却并不常与饥饿或粮食价格相联系。在大部分时候,这个星球上都有7亿-9亿饥饿的人沉默地忍受着煎熬。而粮食价格的变动并不一定导致人群的骚乱。在更多的例子中人们接受了变动的价格而没有因此发生暴乱。那么,这些抗议活动一定有更多原因,而不仅仅是钱袋子的问题。一个关键的心理因素——看到粮食价格上涨的同时还有人在畅饮莫洛托夫鸡尾酒所引发的不公正感——没有被考虑到。

在推翻突尼斯政府的过程中粮食暴乱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尚不清楚。但如果历史具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那就是突尼斯人民受欺骗的感觉要比实际粮食价格更重要。以喀麦隆2008年的经历为例,那一年这个西非国家经历了一场世界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粮食暴乱,并且在人群最终散去后留下的死亡人数也是创记录的。喀麦隆学者和城市贫困及食品安全专家Alexander Legwegoh ,以及从喀麦隆侨居加拿大的会计师Bernard Motuba都对这场危机记忆犹新,他们说并不仅仅是账单引发了这场暴力事件:昂贵的汽油价格迫使出租车司机罢工,之后对商人利用生活必需品牟取暴利的愤怒使抗议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知道有一批商人在压榨每一个人,而这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政治危机。”然而,根据这两人的讲述,正当抗议者人数在膨胀的时候,市场上出售的面包个头却越变越小,而价格还是一样。

然而真正的罪犯,是囤积谷物希图价格继续上涨的零售商。这种投机使喀麦隆的粮食供应体系进一步脱出控制,也产生了更多的仇恨。Motuba将粮食商人描述为“残忍的生意人,对人民的死活置若罔闻”。当政府派出监察员到各食品店和仓库公开拍卖所有非法囤积的时候,公众欢呼了。价格并未回到早些时候的水平,但看似对正义的维护帮助平息了暴乱人群的愤怒。他们的激愤更多植根于受到剥削的感觉,而非对饥饿的恐惧。

道德愤怒是粮食暴乱史上一个普遍的主题。事实上,喀麦隆的粮食暴乱酷似1917年纽约市的粮食骚乱,当时该市努力保持住了2、3月份商业和零售的稳定。当年,一位名为Marie Ganz的家庭主妇组织起了粮食抗议活动,席卷了纽约华道夫酒店,并发起了全市范围内对食品店的抵制。在她的回忆录中,Ganz描绘了一副生动的画面:“一车接一车的农产品被推翻在地,人行道上到处滚满了被践踏的食品,。。。洋葱、土豆、卷心菜在空中飞来飞去,每一秒它们都瞄准了蹲伏哀号的小贩,他们的店已经被砸毁,再没有恢复的希望了。”

这场骚动的原因是食品零售价格的突然上涨——一周内涨了30%。但使得Ganz 和她的同伴冲上街头的是对不道德行为的觉察。“收拾牟取暴利者的日子已经到了,”Ganz写到“那场疯狂的战斗中肯定有1000个女人,也许2倍还要多,她们都是长期忍耐的妻子和母亲,如今决心不再容忍牟取暴利者的压迫。”

Ganz的愤怒,也响应着更早的18世纪,当时上千起粮食骚乱在英格兰和法国造成严重的商业和社会损失。直到那时,一直有一部称为《面包价格条例》的古老的法律在规定小麦的价格,决定面粉的质量等级,确定面包师的收费,并要求农夫在交通方便的市场而非自己的农场里出卖谷物,而在这里商人对不能远游的城市贫民是有利可图的。

然而服务于粮食供应体系,《面包价格条例》规定的价格是昂贵的,而且尽管它保证了谷物价格的稳定,但也压制了中间商和面包师开创经营的能量。如此,它就与亚当·斯密斯和他之后的经济理性主义者的逻辑背道而驰了。他们中的一个曾论称,“让谷物如水一样流动,它们自己能找到价格的平衡。”而亚当·史密斯尤其相信这种对市场的干预并没有帮助穷人,反而损害了粮食安全。在收成不好的年头,如果政府通过防止商人囤积粮食人为地压制了价格,就无法刺激谷物的囤积或减少谷物的消耗。这一年稍后由于粮食变得更少了,只会导致生存更艰难。而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价格会上涨,有多余粮食的商人会保留自己的库存。当商人最终将富余的粮食装进大众的购粮袋时(以合适的价格),贮藏的行为会被需要的大众视为美德。

理论上讲,这有道理。但骚乱的大众可没有理性经济头脑。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英格兰和法国慢慢由《面包价格条例》的保护转向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有效驱动,这与小冰川期的末期恰巧重合,这一时期全世界的粮食收成都受到损害。

产量变动的同时,福利政策又被自由市场原则取代,使许多人相信,不择手段的商人正在借人们的饥饿牟取暴利。历史学家E. P. Thompson在描述这一时期遍布英格兰和法国的大规模粮食骚乱时,引用了当时的通信来表明大众的愤怒更多是针对牟取暴利的道德过恶而非高昂的粮食价格。

1768年,一位匿名的乡绅给英国议会写了一封信,就此道德问题做出了评论。在谴责暴乱群众造成混乱的同时,他论称,粮食是上帝通过太阳、雨水和土壤给予人类的,它们与金钱在有本质上的不同。他坚定主张,当英格兰在忍受煎熬的时候,商人必须注意在跨国粮食贸易中的牟利行为不要太过贪婪。这位乡绅,纽约主妇Ganz和她的同党们,喀麦隆的骚乱群众,很可能还有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示威者,所有人透露出的信息是,最终引起粮食骚乱的更多是由于对商人牟利行为的觉察,而非架上商品的实际价格。

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在讨论如何合理地混合利用贸易和保护主义以捍卫我们的粮食安全时,必须记得粮食骚乱的社会心理原因。如果他们简单的接纳市场运作的效力,公众对不公平的反感导致的麻烦可能要大于粮食价格本身的变动。
【from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94234/17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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